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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近现代城市与建筑概述 - Coggle Diagram

- - - - 以近代上海的城市发展为例，由工部局、公董局及华界地方政府并存的特殊政治格局而形成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的城市格局，不可避免地使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造成割据、畸形发展。其结果是，“在市政建设上，局部有序、全局无序、城市土地利用混乱和城市功能结构不合理，居住与工厂混杂，绿化过分缺乏且分布极不均匀，也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在城市中的反映”
      - 天津和汉口当时也处在各个租界割据的状态，各租界之间的联系和与其他城区的联系，是靠几条干道连结。由于各国的传统设计制度和施工作法不同，所以这些道路在交接的部位往往产生矛盾，这些矛盾割裂了城市各区在空间上的连续性。
      - 沙俄通过《中俄密约》、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先后攫取了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支线的筑路权，且以“保护铁路所必须之地”为借口，在沿线城市划出“铁道附属地”，成为类似租界的区域。日俄战争后，日本接受长春以南的东北城市，开始经营日本国家资本控制的“满铁附属地”。日俄战后的《东三省事宜条约》附约中规定，在东北14个城市进行“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即开放一片区域供外国倾销其商品。因此，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地区各主要城市也呈现出“拼贴型”的特征，如沈阳和长春。
  - - - 在此之前（1840~1927年），这种新城区的规划体现为传统城市新区的规划及对交通设施的改善，这是有效加强统治和实现城市扩张的手段，同时也以制定、实施规划的方式，体现国家主权并以此在经济上与租借地相竞争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在严峻的外部压力下，清廷
        开始推行“新政”，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的现代化特征，使得政府的政策和官员的施政方向，成为经济和城市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
        
        商埠开发，也与清末推行“新政”有直接关系
        
        1903年由袁世凯主持的天津河北新市区规划
        
        1904年随着胶济铁路线通车济南商埠地的自行开辟
        
        1906年，日本在日俄战争胜利之后，要求清廷在东北16个地方开设商埠地。其中，长春的商埠地于1909年形成，成为与满铁附属地进行经济竞争的中国人市区，也是日、俄、英三国领事馆的所在地。
        
        这些自开商埠地不同于上海、汉口、天津等开埠城市直接受西方的冲击，其突出特点表现在“拥有自主权+西方模式”的“自开”特性。1914年，北京“香厂新市区”的规划设想在朱启钤的主持下得到部分的实施。这是中国人进行的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发轫期
        
        无论是商埠地开发还是城市改造，在规划上依仿西方的格局，都表现出要将中国既有城市改造或建设成类似租界形式的意图，建筑方面也向西方学习。这反映出国人在具体物质层面将西方化等同于近代化的心态。
      - 在1928年民国首都迁到南京之后，为了建设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在进行的一系列城市规划中特别加强了对民族性的表达，旨在通过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达到政治认同。
        
        国民党将统一后的国民政府首都迁到南京，旋即开始进行“首都计划”。此后由国民政府主导实施了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杭州等城市计划等
        
        借用传统礼制进行行政区的布置，并在主要的官方建筑上采用民族形式
        
        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国在19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城市规划试验，其普遍的出发点并不是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更谈不上通过规划解决社会矛盾。由于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而不是面对紧迫的城市问题，因此中国最初进行的现代城市规划试验，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城市问题，而更多的是实现统治者建设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
        
        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收回了外国在华的全部租界，在各大城市实施全面规划的条件才基本具备。由于抗战胜利初期经济凋敝，随即发生内战，国民政府所做的一系列大城市规划大都停留在设想阶段。但是这一时期的全面规划中体现出的规划技术与战略发展布局构想，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城市规划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大上海都市计划”中对浦东开发的设想等。
  - - - 例子：
        
        早期青岛是在“无旧城”的基础上，依照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要求建设的之后，青岛一直在单一强权的控制之下，这一点不同于上海、天津等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瓜分支配的“拼贴式”城市。从总体上说，青岛城市规划和建设有很强的连续性和有序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全东北，“奠都”长春（改称“新京”），并在次年进行“新京”规划。这一由日本人主持的规划体现了当时先进的规划技术，并且出于欺骗世界舆论的目的，相当部分的内容得到实施。由于日本标榜自己是“东亚共荣圈”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领袖”，所以在规划中虽然使用了西方规划思想和技术，但是却在建筑布局和形式的选择上用传统东方礼制和形式进行控制，旨在体现“非西方化的现代化”。
        在1931年前长春城区分为四个在空间上相互割裂的部分，属于“拼贴型规划”城市。
        1932年开始的“新京”规划，不但将原有的城区连缀起来，同时向将城市面积扩大了数倍，而且将城市性质定位为消费型的“政治中心”城市。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全面侵占，完全改变了长春作为一个普通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道路。
        
        除了长春，日伪政权在东北还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城市的都市计划，在其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方面与长春都有类似之处，如奉天及齐齐哈尔等，但无论在规划深度和实施力度上，都远不及作为伪满“首都”建设的“新京”规划典型。
        
        1937年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迅速占领了华北东南沿海及地区。为了表现“亲善”和进行殖民统治，日本又主导制定了一系列的城市规划。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应属大同都市计划和《北京都市计划大纲（1938~1942）》。前者运用邻里单元的原理，曾获国际规划竞赛的一等奖，并对日本战后的城市规划实践发生巨大的影响；后者则对后来国民党政府所编的北平都市计划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产生了重大影响。
      - 较之租界，租借地的殖民化程度更深，中国在租借地内丧失了更多的国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