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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程 (身為軍人, 動盪的年代, 支撐的信念, 我是一個和尚, 醒世將軍) - Coggle Diagram
歸程
身為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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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究竟是不平凡的，在當時的生活，困難重重，但是軍中就因此而產生了狂熱的克難運動。「拿破崙的字典中沒有難字」，被軍中狂熱地宣傳著，也狂熱地崇拜著。
於是，軍中自己動手建築克難營房子，克難、克難、克難，一切都是克難，不花錢，不擾民，卻能夠平地克難出營房來。得到地方民間的協助，借來了工具，大家上山，刈茅草、砍竹子、伐樹木；大家動手，平地基、打根腳、編竹牆、蓋屋頂，阿兵哥全部成了全知全能的工程師。二十天工夫，就能建好一幢營房。我們通信連的營房，是建在金山鄉的公墓邊上，正因為我們跟公墓做了鄰居，所以發生了幾樁怪事。
因為衣服太少，不夠換洗，只有在每天的午後，帶我們去塘裡洗澡時，順便浸一浸，不用肥皂也沒有肥皂可用，擰一擰，披在塘邊的草上曬曬乾，再穿著回營房；沒有草蓆，大家睡在稻草鋪的磚砌地上，早晨起來，身上還沾滿了被汗汁黏住的稻草葉。
動盪的年代
糟糕環境下的人們
從報到那天起，開始了軍人的生活，一天吃兩餐糙米飯，菜也很差；大家睡在地下，用稻草鋪墊；倉庫的衛生設備不敷一個團的使用，牆腳下、院落裡、巷子口，乃至陽臺上，到處都是大便與小便，新兵剛到，沒有訓練也無法管制，所以把楠木倉庫弄得骯髒不堪，我們在陽臺上開飯，飯蘿與菜盆，就擺在大小便的空隙間，大家吃得還是津津有味。因為有一個美麗的遠景在望：據說到了臺灣，營房就像花園一樣的美；因為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在懷：等到時局穩定，又可以各返自己的家了。所以對這暫時的現實，都能忍受。
女人，尤其是年輕的少婦與少女，無不有一種天生矜持的特性，那也是女人之所以能惑人的誘力之一，也正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可愛可敬之處，否則便與下等動物一樣，根本談不上人的尊嚴了。
但是，一般人的羞恥與矜持，只有在正常的社會生活下才能維持，如果生活的環境，有了大變大動之後，羞恥與矜持的藩籬，便很容易崩潰。比如船上的少婦們，因為暈船嘔吐，沾污了衣服而不得不換之時，她們可以當著大家把上身脫光而不以為羞；少女們找不到專用的女廁所，大眾廁所只在甲板面的船邊上欄了一條麻繩，略有象徵性的隱蔽，她們逼於「內急」，也只好擠在這種廁所「出恭」，而不感到臉紅，女人的矜持，到此竟已一掃而光了，人的尊嚴，到此也是破產了。當然，除此之外，船上不會發生其他的意外。但僅此等情景，已足我人為此戰爭的殘酷，而覺痛心，若非戰爭的驅使，這種景象是不會出現的，這種景象的出現，實在是戰爭的罪惡所致。一般的觀念，少女與少婦是美麗的象徵，但是再美的女人，當她顧不得羞恥也保不住矜持之際，看來又該是多麼的醜怪與可憐！
我們在士林的泰北中學，過了農曆年，過了冬天也過了春天。我們僅以夾衣過冬，我僅有一條棉質的軍毯，度過了民國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四九年）的冬天，夜晚冷得難受，便將夾衣穿上，和身而眠。無處可以洗澡，中午如果遇到豔陽當空的天氣，便偷偷地溜到山澗裡去用冷水稍微抹一抹；為了禦寒，為了沒有多餘的內衫褲用來換洗，整個冬季，難得有幾次洗衣服的機會，衣領衣袖上的垢膩，結了厚厚的一層，也不去理它。加上稻草鋪成的席地之「床」，床下是地板，地板下是年久而被腐蝕的木頭。跳蚤的繁殖，特別猖獗；漸漸地，又發現了白蝨的踪跡，不多幾天，白蝨與跳蚤也等量齊觀了。因此，我們的身上，總是感到癢癢的。看樣子白蝨比跳蚤可憎，但是白蝨的行動緩慢，容易捉住，跳蚤卻很狡猾，很難應付。不久，又出現了臭蟲！
於是，大家的身上，開始起了變化。很多人因為抓癢，抓破皮膚，成了潰膿的疥瘡。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身上生蝨子，也第一次害了潰膿的疥瘡！
鬼叫-國家窮，軍隊更窮，一日兩餐的二十幾兩米不夠吃，還得用米換了甘薯和著吃，當時的陸軍總司令孫立人，還宣傳甘薯的營養價值豐富，鼓勵士兵吃甘薯，想來真是一樁非常苦心的事！我們窮得連鞋子也穿不上，要自己到河邊上採了野生的美人蕉，剝了皮，曬乾了，打草鞋穿，我也就在那時學會了打草鞋的手工藝！像在這樣的情形下，政府那能有錢到處起了營房給我們住呢？軍隊待遇的好轉，大概是在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以後，蔣總統復職，美援也恢復，軍隊的營養才有了改良，從一日兩餐改為一日三餐，早晨有了豆漿，也有了饅頭。不用說，大豆與麵粉，都是美援物資。我們感恩蔣總統的復職，也感謝美國人的友誼。
自民國以後，幾乎經常都有戰爭，政府對於戶口的調查登記，始終未上軌道，徵兵制度的兵役法，也始終未能普遍確切地實行，軍隊的來源，一部分固由於徵的，大部分是出於招募。有些地方，在國民政府的勢力範圍之內，壯丁是用抽的。但是，兵役制度不健全，抽壯丁的方法，竟又形成了賣壯丁的邪風，抽到了窮人，當然乖乖地去當兵，如果抽到了有錢人，他們就以錢來買替身，替身的身分，多半是些地痞小流氓，一些亡命之徒，身價有的高達數十擔米，這些替身，幾乎是以賣壯丁為職業的。他們的責任是只要向團管區報到之後，就可交代，以後，他們就要設法逃亡了
支撐的信念
採薇-這是這一大動亂的大時代，使我做了當兵的決定，為了苦難的國家，為了垂危的佛教，為了個人的安全，我必須採取這一當兵的措施。雖然說，當兵的分子複雜，古今好多名人，卻也是從軍中出身的。何況佛教有一非常寶貴的訓示：菩薩的精神，如污泥中生長的蓮花，蓮花離了污泥不能生長，生長以後的蓮花，卻又不為污泥所染。這就是說：要做菩薩，必須要往罪惡的眾生群中去隨類攝化，能化眾生而又不為眾生之所同化。當時的局勢，既然要我當兵，也就勇往直前了。人之好壞，全在個人的意志，所以我在當兵之前的數小時，便立下一個志願：此去是為國家民族留一分氣節，是為衰微的佛教爭一分光榮；不受國際霸權的奴役是國家民族的氣節，僧人臨國難而不退避是佛教的光榮。因此，我在向招兵站報到之際，便捨去出家的法名「釋常進」，另取了一個俗名「張採薇」，但這不是我童年的俗名，目的是要「張大」伯夷、叔齊「採薇」於首陽山的大忠義大節操的偉大精神。那是在三千一百年前的周朝初年，商朝後裔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因為國家亡給了周朝，他們寧願在首陽山下採野莞豆充飢，終於餓死，也不肯接受周人送給他們的食物。另有一個故事，那是發生在西周的中葉時代，有一位詩人，為了抵禦北方入侵的玁狁（即是秦漢時代的匈奴），所以從了軍，報了國，當他退役還鄉之後，便寫了一首「采薇」詩，後來被孔子收在《詩經》裡面。由於這兩個故事的啟發，我便用了這個名字。可笑的是，當我從軍之後，軍中很少有人知道「采薇」二字的典故，每皆說我是用了軟綿綿的女性名字。事實上，在此滾滾的大時代的大洪流中，如果不先立一大志，不先有個精神的嚮往，作為安心立命的落腳點，那就只有隨波逐流地沒頂而去。但我的目的，絕不希望做個終身以守的職業軍人，以我當時的推想，一年之內或者最多三年，動盪的河山能夠冰泮，國民黨軍隊必可勝利，所以我還帶了部分佛書及僧裝，準備隨時重返僧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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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民國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〇年）冬天，便與南亭法師取得了聯絡，那時他住在臺北市的善導寺，他寄給了我一些佛書，並鼓勵我為國為教，多努力多學習。偶爾，他也在信中寄給我十元、二十元的新臺幣，說是給我買糖吃。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春天，我為眼睛的近視日深，在臺北就醫，南老人見到我的模樣，與上海時已大不相同，不禁有黯然神傷之感。他給我介紹了眼科醫生，並且給了我四十元新臺幣，送了我四罐煉乳。自此以後，南老人一直很關心我，每次去臺北，他總要送我一些錢，送我幾罐煉乳。在當時的士兵，能有福氣吃煉乳，實在稀有難得的事，所以大家也都羨慕我有這樣好的一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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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和尚
我的程度很低，我的資質也不高，我的意志卻很堅強，我的進取心尤其堅強，因為我是一個和尚，並且公開告訴大家我是和尚。和尚給一般人的印象是消極的、逃避的，乃至是悲觀的，我不希望大家在我身上證明人家對於和尚的看法。雖不希望事事站到前面去，至少不要樣樣落在人家的背後。
醒世將軍
民國四十四年（西元一九五五年）的春天，我隨著一個電臺，配屬到高雄要塞，就是住在現今的壽山公園裡，當時的公園，漫山是雜草，以及成叢的相思樹，沒有開放遊覽，也不像一座公園。但我住在那裡，卻是很大的方便，常常去市立圖書館，一坐就是半天，看不完的書，可以借出來，看完了，再去換。因此，我自那時到民國四十五年（西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止，在哲學、宗教、歷史、文學方面的書，看得很多，並且做了好多筆記。其中以文學作品看得最多，幾乎在當時所能借到或租到的中外名著的中文本，我都找來看了；同時費了一股子傻勁，為那些著作寫心得，編入名錄，分析書中人物的性格特點，注意作者表達人物的技巧。另一方面，我也勤奮地學著所謂小說的「創作」。
我寫了很多的短篇小說、散文，和自以為是新詩的詩，用幾個筆名，投向各處發表。到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我能於《佛教青年》上發表〈文學與佛教文學〉，並引起教內一時的爭論，那也要歸功於此一時期對文學、對寫作的研究。只以我的技巧尚未成熟，文藝的思想也未通透，所以，既未因此成名，更未因此成功。那時，我自己買了一張竹製的書桌，絕大部分的時間，便消磨在那書桌上。
我有幾位同學，也很用功，多數是為軍事教育的深造用功，用功的重點，很多是在英文，他們希望有機會去美國受訓，所以常往教堂裡跑，聽英語講道。另有一些則是為高普考而用功，用功的重點是在社會科學。他們見我用功的方向，不倫不類：看佛經、看文學、看哲學，又看宗教，所以好心的勸我，教我認定一個目標。其實我是有目標的，我既不想以軍人為終身的職業，也不想到行政機關討一碗飯吃，我是藉此機會打一打文學的基礎，然後再專志於宗教哲學中去，因為我的宗旨，很希望在可能的情形下仍做一個出家人。憑良心說，我之能夠塗鴉寫文學，主要是在軍中磨鍊出來的。
佛刊很多，為《人生》寫開了頭，其他幾家，也向我索稿。因此，我就放棄文學的習作，專寫佛學性的文章了。
寫文章的路子一開，思想一通，理境一現之後，便會源源不絕地一直寫下去，寫了一篇又有一篇，路線雖只一條，境界卻是越開越寬了，又像滾雪球似地，知識一天天地增進，文思也一天天地廣闊，不論看什麼書，不論吸收何種知識，均會匯集到我所歸宗的中心思想上去，漸漸融合，慢慢凝聚。做學問做到此一地步，真是一大樂事。但此在我，到了民國四十六年（西元一九五七年）才開始活潑起來的，
每次見面他都要勸我幾句：「寫文章是好事，但也要有身體做本錢，古德說：法身要借色身修；身體雖是臭皮囊，沒有臭皮囊也修不成清淨的法身；文章寫得多寫得好，人家最多稱讚你一聲有智慧有聰明，拖垮了身體，卻只有自己倒楣！我見過很多聰明年輕的人，多因不懂愛惜身體而夭亡了！」這實在是金玉良言，使我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