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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鮑爾森. 與中國打交道——美國前財長鮑爾森的二十年內幕觀察。, 前言, 中国的一党制集权政府正在收紧对社会的掌控，美国人对这种制度既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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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已达十兆美元的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低效的政府基础建设投资，支撑经济的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负债数字的增长快得可怕。中国需要经济转型，提高国内消费，更重视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这是个艰钜的任务，尽管经历了多年改革，相当规模的经济仍听命于中央计划，因此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既得利益者抵触进一步的变革。同时，多年来的不管不顾，使得环境状况几乎成了灾难，引发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焦躁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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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和面子是最要紧的——哪怕他们闪烁其词，你必须相信，他们承诺了就会兑现。我跟中国最高层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打了二十年交道，我的经验是，只要某件事符合他们的最高利益，他们就会无一例外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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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过度借贷为投机而融资从来不是好事。更糟的是，中央政府完全不知道地方政府磙出了多少债务。把债券、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债务加起来，总数估计有数百亿美元。外国债权人吞下这样的大借大贷，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保障这些债务的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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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危机只是令人不快的所有故事的一部分。这个国家的财富分配也谈不上公平。贪污普遍，贫富差距巨大，区域差异明显。富人聚集于东部沿海省市。农村地区、西部和中部地区则非常落后。中国的城市中充斥着数以亿计的外来人口，由于过时的户口制度的限制，他们在自己辛勤劳动所创造出财富的城市里非法地生活着，如同二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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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化的要旨是：透过让农民进城缩小收入差距，改善他们的生活，以及增加国内消费。然而，城市中也有令人烦恼的收入差距，在那里数以千万计的外来人口生活在一个合法的下层世界，他们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却不能得到比他们更为富裕的城市市民才能得到的福利。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中国老掉牙的户籍制度，又称户口。这一起始于一九五○年代的制度将农民留在农村，以确保国家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粮食产量充足。
在我们的谈话中，李克强指出中国的都市化率官方数字超过五○％，而如果只把有城市户口的人计算在内的话，这个数字接近三五％。换句话说，在一个有一三．五亿人口的国家，有超过两亿的农民工住在城里，但没有城市居住许可证。这意味着，几乎三分之一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不能充分享受国家取得巨大成就而带来的福祉。而这是潜在动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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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经济的顽强生长。尽管国家仍对它限制重重，包括限定新兴企业家的经营范围、限制他们获得信贷和资本的管道，并在竞争中歧视他们；但因为他们的勤劳、精明和善于抓住机会，这些积极进取的男人和女人们几乎是从零开始建设了一个新的国家，为他们自己积累钜额财富的同时，为国家创造大量就业和经济增长。简言之，他们是改革的终极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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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灵魂与核心。党透过控制政府，指定其领导人并做出所有重大决策来治理国家。它还指挥军队和武警、警察及其他国安和公安机构，以及地方的监管队伍。所有这些都是由忠诚的党员来管理，而他们负责保护和捍卫党。党把党员安排在无处不在的各级权力位置上，包括政府部门、军队和警察机构，国有企业以及学校，大学和其他社会团体等领域。即使在私人企业里也有党组织。党委负责对党员执行党纪，传达党的路线，他们就是党的眼睛和耳朵。
我并不是要否认这些官员的个人选择中存在的问题，但我认为导致这些非法行为的更大原因，是一个有缺陷的体制，把太多权力集中在党和国家的手中，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上留下太大的空间。只要国家继续在经济中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政府的过度监管、对商业创新和投资计划迷宫般的审批流程，以及透明度和责任制的缺乏，就会不断滋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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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二年，当西方媒体开始报导中国某些领导人家庭透过不当方式积累钜额财富的故事时，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关掉做调查报导的《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的网站。当报导继续刊出，中国政府则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停止护照更新，导致二十多位美国记者被驱逐出境。但这些比之政府对网际网络和社群媒体采取的更大规模打击，就也算不了什么了。中国政府加强了内容审查和监视，并开始拿某些微博上的舆论领袖开刀——这些人即所谓的大V，他们是经过认证的微博用户，有上百万的粉丝。在二○一三年一次措辞强硬的谈话中，习近平指示，党要打造一支强大的队伍抢占新媒体阵地。据公开报导，拘留和逮捕随即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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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国人对中国抱怨什么呢？有一些抱怨，例如对猖獗的知识产权偷窃之指控是合理的，我们应坚决果断地要求赔偿。另一些抱怨，像就业流失和美国的债台高筑则复杂得多，它们经常是被扭曲的，还常常是因为数学不好以及没把基本经济学弄懂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