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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 1978年，广州铁路局给排水技术员, 1977年，兰州铁道学院毕业, 近两年开始在希伯来大学学习，我又开始学希伯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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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产生阳光照射的幻觉时，已经是濒死状态。全身的温暖感，是人濒临死亡时的回光返照，意味着最后一个能源供应被调动起来了。但当我亲身处于那个状态时，没想到感受会那么甜美，整个人都被包围在一种非常强烈的甜蜜感之中。实际上，那20多分钟，是我人生最危险的时候，却一点儿都不痛苦。人当时需要竭力摆脱的，并不是痛苦的感觉，而恰恰是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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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年365天，不管在世界哪个地方，我都尽量保证规律作息和足够的运动时间。每天0点到1点之间睡觉，5点半左右起床，6点开始在健身房练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有条件的时候，还会去户外划赛艇，代替在健身房的运动。这么早起床，睡眠当然不够。所以我会利用乘坐交通工具的空当打瞌睡，五分钟小酣，十分钟入梦。
划赛艇之后，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我练出了人鱼线。
这个让我非常感叹。一直以来，我都向往希腊文化，向往奥林匹克精神，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练出肌肉线条来，会这么真切地感受到身体之美，而且是在63岁的时候。
你要我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没什么可以解释的，只能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的矛盾和充满悖论。一方面，饮食、运动、生活作息，非常讲究，很在乎细节，逻辑性非常强；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游牧民族的野气和率性。我觉得这才是人性。如果偏离了某一方面，是不是会觉得自己缺少了点什么东西？
从17岁参军到32岁创业，我经历过漫长的个性压抑的过程。那15年，我面临的是对部队“整齐划一”要求的不适应，是个人才能无法施展的痛苦，还有在体制内单位所受到的个性压抑；32岁到深圳创业之后，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换了个角度，面临的是如何为年轻人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既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同价值观，又尽量保证每一个员工都有个性伸展的空间。同时，作为一个企业的创始人和权力掌控者，我还需要处理好个人权威与企业发展的问题，需要知道如何限制自己的权力，以保证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运行和公司的创新活力。最后，还要知道如何以最妥善的方式让渡自己的权力。
此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我没有忘记给自己和公司员工的天性留下一定的空间，也正因如此，我们没有错过生活本身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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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很少说教，很少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所以年轻时，我一直以为自己的性格受母亲影响更多一些——敢闯、马上行动、没有忌讳等等。但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自己很多方面跟父亲也很像。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我父亲一生如此。就是在“文革”之中，也没有违背过自己的原则。对他而言，做人的尊严比什么都重要。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我。
1982年春季广交会，单位宴请一位重要厂商时，为了调节气氛，我主动讲了一些轻松的话题活跃气氛。宴会中我还挺兴奋，以为自己表现得很好，没想到宴会一散，科长就把我拽到一边，严肃提醒，说我把外经委主任、处长的风头都抢去了。这让我想起十年前在部队的一次经历，跟这次的情况非常相似。我和排长、连长讨论一件事，我急于发表意见，锋芒毕露。当时指导员就对我说，你很像个小连长啊。我真把这话当表扬了，很得意。没想到下来之后，排长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
1983年5月7日，我离开了广州，去深圳创业。
理智地看，那时候离开外经委不是说喜欢不喜欢。在体制里边，当然也希望能光宗耀祖，做到省级、部级甚至更高的职务，但实际上，最多是副局，能不能成局、再往上，都是不确定的事情。而且，连每个级别的追悼会怎么开都知道。一眼看到头，就觉得没意思了。
有一次，一位我很器重的同事突然向我抱怨：“你不信任我。”我很意外，问为什么？他说：“你没有跟我私下喝过酒。”我说这好办，下了班我们就去。但他又说，“你家里的事没有委托我办过。”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希望我和他之间是那种“兄弟”关系。他的潜台词也许是：公司里有规则，大家都要遵守，但我们兄弟就不必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即便出了什么事，我也会帮你扛……这是我无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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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前后，有一名万科员工利用支票套现了30万元，携款潜逃到越南。30万元对公安机关是一个小案子，投入的警力非常有限。但万科的人事和审计部门非常坚决地配合公安机关，花费了200多万元，用了三年时间去协助追捕，包括每年春节都到这名前员工的家外面蹲守，最终把他抓捕归案。
这么不惜代价，就是为了警诫员工。要让大家看到，你只要犯了案，到哪儿你都跑不了。这成为万科一贯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有句话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我的观点是，从管理学的角度，每个人都是可疑的，包括我自己。一定要清楚，我们都是凡人，每个人的人性中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所以我认为“制度性地怀疑”是必要的。同时，我也相信，这会为年轻人营造一个更阳光的环境。
如何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违反准则？实际上，早在1996年《万科职员职务行为准则》出台时，就给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该行为能否毫无保留地在公司公开谈论”。印象中，这句话参考了当时香港廉政公署的相关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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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柯林斯和杰里·波拉斯合著的《基业长青》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要成为高瞻远瞩、可以面对巨变数十年繁荣发展的持久公司，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核心理念，树立在任何情况下坚持不渝的坚定价值观。”这段话我非常认同。还在万科20周年纪念时，我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回顾以往20年，万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在行业还有待成熟的时候，我们建立和守住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任何利益诱惑面前，一直坚持着职业化的底线。……未来也许万科的一切都会改变，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职业化底线的坚守。”
在“万宝之争”中，我的态度始终如一：我捍卫的是万科文化。
单就价值观而言，除非是触犯法律，或者是明显违背了道德规范，否则就没有对错可言，只是一个选择问题。这种选择是不可以朝三暮四的，一旦选定，就很难彻底颠覆。所以最基本的选择，一定是在企业创建的时候就已经做出的，而一旦选定，它对后来的人就有一种筛选作用，志同道合的人会留下来，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人就不会加入。（二林事件）
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放弃个人股份，三点理由：：一是讨厌暴发户形象；二是家族没有掌管财富的DNA；三是“不患寡，患不均”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社会也向来有种仇富心态。个人突然有了钱，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尤其像我这样，爱出风头，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如果很有钱，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我当时的想法是，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默不出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实现一番事业。我选择了后者。
我在公司拿的就是工资和奖金。万科是很早的上市公司，收入多少，一直都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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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宣布辞去总经理的会议上，我对同事们说我给万科带来了什么：第一，选择了一个行业，房地产业；第二，建立了一个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第三，建立了一个团队；第四，创立了一个品牌。
辞去总经理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分工，作为董事长，我就把握三件事：第一，我关注公司不确定的事，主要是决策。比如，在剑桥期间，为了确定第四个十年规划，万科聘请的麦肯锡团队曾三去剑桥，与我彻夜长谈，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回来参加商讨。第二，人事安排。第三，承担责任，尤其是公司出了负面事情的时候。
多年以来，我一直以褚老为榜样，在非常认真地学习他。对我来说，从万科退休还想着要继续创业，与褚老创办褚橙有着近似的动机。如果我纯粹是为了赚钱，做房地产还是最容易的。在房地产业的黄金时代，有时候是谁敢赌谁赚钱。现在行业成熟之后，反而是专业能力强的人有更多的赚钱机会。但我不想再做房地产业，而想做创新性的、带有资源整合性质的事情，有挑战，生命才有意义。
在我向褚老学习的同时，我也知道，有一些年轻的企业家也在向我学习。这也让我对于重新创业有了更大的动力。去商学院当老师、办学校，是想分享自己的经验。而现在重新创业，也有一种“身教大于言教”的意思。我想通过“身教”向年轻企业家们所传达的精神，和我从褚老身上所领悟到的精神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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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对许多企业家来说，人和企业的关系是一个终极问题。我的认知是，不是企业离不开你，而是你离不开企业——因为你没有了自我，没有了存在感和价值感。其实，对每个企业家来说，放下都是早晚和必然的事情。人的生命，包括职业生命，都是有限的，最终你都要放下。被动还是主动，才是对你的考验。
1980年结婚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岳父家的书房是一个宝藏。因为他是高级干部，所以家里有很多不公开发行的特供书，比如在西方最有影响力的一批现代小说，甚至先锋小说，还有大量未在内地发行的文史哲书籍。这又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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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一直到1999年，48岁的我辞去万科总经理之前，都还一直保有着留学的想法。在深圳，我一直坚持阅读英文专业资料、英文小说，长期订阅《经济学人》和美国《国家地理》。1999年辞去总经理之后，几经权衡，我暂时放弃了留学梦。
语言的听说能力一直是我的弱项。比如刚去深圳时，我专门参加过两次广东话的培训班，都不及格。但是我敢讲。在公司，开会我都讲广东话，我觉得大家都听懂了，实际可能没听懂，但不好意思说。有一天，我在香港的一家餐厅用广东话点菜，点一个服务员记一个，他全听懂了。我正高兴时，服务员说了一句话：“先生，你的普通话怎么讲得这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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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年，我过去常接触的一些朋友、万科的一些同事，都觉得我现在的思维方式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前，还是习惯于一种“武断的、绝对的”思维方式，而现在，变得更包容、更有思辨性了。思维方式一改变，处事风格也就随之产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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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是时代大势。当我介入环保领域之后，感觉到自己的世界变大了。在国内很多人都说，王石我很佩服你，不是因为你是很成功的企业家，而是因为你两次登上珠峰。但在国际上，大家对我最认可的，是我在环保方面的努力，觉得非常可贵。登山对他们来说，不是新鲜事，他们只好奇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时间去登山。
201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成立50周年。总部和美国分会的两次庆祝活动都邀请我作为嘉宾出席，并安排我做主题演讲。在总部的庆祝活动中，全球70多个国家WWF基金的负责人出席，一天论坛，十个主讲嘉宾，其中两位企业家，一位是联合利华的首席执行官，一位是我。
孔子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曾长期以“己所欲才施于人”的态度处事。2008年的“捐款门”事件让我深省并意识到：在当今多元社会中，应该秉承“己所欲，亦勿施于人”的生命姿态才更合适，尤其对有影响力的人物来说。这就是我对“捐款门”表达感谢的逻辑和理由。
他们以为我不让大家多捐，是因为我提前看到了红十字会的腐败问题。我不是那个意思。至今我保持“捐款门”引起轩然大波的观点：第一，不应该逼捐，应该是自愿，不然很容易形成情感绑架和道德强迫；第二，中国是灾害频发的，做公益应该是个常态，量力而行；第三，从更高一个层级来讲，做慈善不是非要进行自我宣传的。不是说自我宣传不对，只是如果你做了公益活动，又因此而宣传自己，那个就属于比较低层次的。
这种做公益的理性态度，到今天仍有很多人无法理解。
直到最近几年，我在剑桥参加了赛艇队，特别是开始推广赛艇运动之后，才意识到一个团队的成员，总会有强有弱，弱的要自强，强的要助弱，这样的关系对整个团队才是最有利的。所以现在划赛艇时，有很多比我弱的队友，我也愿意跟他们一起玩了。过去，这对于我是不可想象的。
以前，我个人英雄主义的想法更多，追求的是“我能，你不能”。现在，我更愿意做带动社会、启发他人的事情，追求的是“我能，你也能”。这是一个从利己向利他的转变过程。
他们以为我不让大家多捐，是因为我提前看到了红十字会的腐败问题。我不是那个意思。至今我保持“捐款门”引起轩然大波的观点：第一，不应该逼捐，应该是自愿，不然很容易形成情感绑架和道德强迫；第二，中国是灾害频发的，做公益应该是个常态，量力而行；第三，从更高一个层级来讲，做慈善不是非要进行自我宣传的。不是说自我宣传不对，只是如果你做了公益活动，又因此而宣传自己，那个就属于比较低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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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上读这封信，让我两耳发热，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教授所说的这种精神。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我仅仅把户外探险活动当作张扬自己个性的行为，从没想过把它作为一种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教授的溢美让我羞愧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