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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病 (城市 (北京, 深圳, 上海, 广州), 几个问题 (一、“控制大城市人口”是一个伪问题吗？ :question: (政策背景…

- - - - 在是否控制大城市人口的问题上，经济学者之间并没有价值观或理念上的分歧，但是很可能在逻辑和事实上存在分歧。
    - - 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里说的特大城市是指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
      - 2016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一线城市先后公布了本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其中均明确了2020年人口控制目标。北京的目标是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是2500万，广州是1550万，深圳是1480万。
  - - - 例子
        
        日本的东京都市圈
        
        韩国的首尔都市圈
        
        美国的纽约都市圈
        
        英国的伦敦都市圈
      - 背后的逻辑
        
        “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前提
        
        第一，发达国家的这一现象本身是健康的； :question:
        
        第二，这一现象复制到中国时符合中国国情。 :question:
    - - 劳动力补充
        
        负面效应；整体失衡
      - [老龄化缓解]
    - - 北京核心区的人口密度早已名列全球前列，超过了纽约和伦敦。
      - “城六区”，指北京的原中心城区东城区、西城区，以及原近郊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
    - - 目前南水北调工程的进京水量每年只有9.38亿吨，只有预期目标的55%至67%。即便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从100立方米左右增加到150立方米，也还不到国际警戒线1700立方米的十分之一。
  - - - 财政拨款
      - 国企级别
      - 医院和大学资源的分配
    - - 第一，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水平越高。
      - 第二，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城市级别提高一级，以TFP离差度量的资源错配程度会增加10%左右。
      - 第三，城市级别影响TFP的主要渠道是：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企业所能获取的政府补贴更多，雇佣技术人才的优势更大，融资利率更低，承担的地方税税负更小。
      - 第四，与人口规模、人均GDP和产业结构等市场化因素相比，扣除固定效应，城市的行政级别对TFP水平的解释占70%左右，超过了市场化因素之和。
  - - - 一是区域发展很不平衡。
        
        “胡焕庸线”（瑷珲-腾冲线）
      - 二是导致“虹吸效应”。
        
        大城市凭借优惠政策和后天优势，聚集了大量的资本、技术和人才。
      - 三是公共服务不均等。
        
        在行政等级决定资源分配的格局下，城市间森严的行政等级区分，加剧了阶层分裂和族群歧视，也损害了政府的执政基础。
    - - 第一种方案是行政主导。 :no_entry:
        
        重新合理分配行政权力，实现行政资源的有效配置。
        
        直白地说，这种方案基本上不可行。
      - 第二种方案是行政引导、市场主导。（渐进改革） :check:
        
        第一步，先弱化行政权力在资源分配过程中的作用。
        
        第二步，以市场为基础分配经济资源，即哪里经济效率高，就允许资源往哪里流动，同时兼顾地区公平。
      - 第三种方案是直接市场化。（激进疗法） :warning:
        
        主流经济学者通常认为，任何管制人口流动的做法总是错误的，因此应该全面放开人口限制，最好完全放开户籍限制。
        
        在那些集中了大量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大城市，一旦完全放开人口和户籍限制会出现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