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ease enable JavaScript.

Coggle requires JavaScript to display documents.

兩岸公民組織交流 (公民組織的定義 (兩岸公民組織的發展(蘇佳善，32-37) (另外提到大陸公民組織的發展(蘇佳善，47)), 蘇佳善，25…

- - - - 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差異
        
        台灣
        
        就台湾内部而言，这个思维，就要先跟“内向性”产生对话，才能过关。这种内向性是一种总体氛围，涵盖了统独左右的光谱。台湾长期在外来政权、殖民体制统治之下，它具有一种强烈的、为了自保、为了转型正义、并追溯自身的历史身世所产生的内向性，....对于台湾的本土派民主运动者来说，意味著你的价值系统必须调整、改变，也就是说，你的价值参考点，必须调整到一个新的座标，它能够涵纳具有本土性，可是又具有外向性、而且进步性的价值，跟普世价值系统连接。..........比如说，台湾就要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香港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中国，你就不再只是走马看花，这个马上就影响到有限的时间、精力的分配，其实也是整个视野的变化，你必须和你观察互动的对象交换观点来看问题，你需要同时具备批判和同理心的眼光，这个改变一定会产生陌异、不舒服、甚至痛觉，就是要不断地去要求自己做改变，改变本身不是轻松的过程。这将是缓慢发生的，是长时间的互相磨合与学习摸索的过程。http://cnpolitics.org/2013/02/wu-jiemin/
        
        台湾的公民社会在对抗这种恶质的资本攻势的时候，必须树立一种“global civil society（全球公民社会）”的理念，它必须和它香港的伙伴串联，必须跟中国社会正在兴起的社会力量交流，然后同时跟东亚诸国、国际的社会力量连接，也要诉诸普世价值、普世人权。吳介民，http://cnpolitics.org/2013/02/wu-jiemin/
        
        两个阵营的分野已经浮现出来，一方是资本和国家的结盟，另一方是两岸公民社会的连结。从这个视野来看，两岸是有很好的合作可能性，这个合作可能性，是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共合作、资本合作完全不同的局面，那我们就开辟这个战场http://cnpolitics.org/2013/02/wu-jiemin/
        
        王興中提到，過去民進黨對兩岸的處理方法欠缺宏觀戰略，對中國民主缺乏了解和支持；王丹建議，民進黨應進一步認識中國的公民社會，包括非政府組織、媒體、青年學生等族群，區別「中國」和「中共」的不同。(兩岸公民交流綠：民進黨還需補課2013-08-29)
        
        蔡英文在結論表示，民進黨必須思考如何找出與公民社會共同的語言，民進黨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建立跟議題掌握也需要補課加強，民進黨過去的確有所不足。林俊憲強調，民進黨與支持者在兩岸政策上，應從過去共同語言「主權」，尋找出新共同語言分享，並應扮演好政黨角色，堅持體現進步價值，就能達到溝通與對話效果。(兩岸公民交流綠：民進黨還需補課2013-08-29)
        
        有民主但缺乏公民的實際參與，只有對立政治的叫囂(馮祺雯，117)，會變成理盲濫情(馮祺雯，119)
        
        台湾的民主制度并不完美，还有很多缺陷；台湾的公民社会日渐成型，但是还有很多弱点，没有美化的必要。我们的社会在抵抗这种“跨海峡的政商联盟”的入侵，它本身就是没有经验的。吳介民，http://cnpolitics.org/2013/02/wu-jiemin/
        
        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觀出現分裂，給一般社運染上了複雜的政治因素。李登輝的兩國論、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以及整個台灣社會和教育體系對台灣主體性的片面強調，都深刻影響了台灣青年一代的國家認同觀。台灣社會的國家認同從此走向分裂。部分激進社運組織逢中必反，將愛台灣與中國對立起來。這些成為台灣社運發展的畸形特徵(北京清華大學台研究院副教授鄭振清)。
        
        對大陸來說
        
        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制度，有它的缺點(馮祺雯，123)
        
        南方周末事件，看得出中共的菁英並沒有想要真的成為公民社會(馮祺雯，117)，官方對公民社會是一種"回應性威權"(responsive authoritarian)(馮祺雯，117)
        
        中國自2008年北京奧運以後為展示自信與開放，開始釋放民間社會活動空間，使得NGO組織大面積萌發，許多歐美國際組織皆紛紛透過NGO組織形式挹注並培訓中國本土NGO的發展，試圖透過民間自主力量影響中國的變革與公民社會力量的形成。
        然而自2013年下半年起開始，陸續有社會意見領袖因案被捕。2015年7月9日起，各地維權律師紛紛被捕，被稱為「709大抓捕」，這些案子都是有意的向民間社會透露官方容忍的範圍，使民間可活動的自主空間越來越少。
        從現有跡象判斷，這些民間人士遭到逮捕並非隨機而是計畫性，而這些被捕者原先從事的工作範圍原本都是官方所強調的「健全法治社會」或是官方容許的言論自主空間；換句話說，適法性並不是民間許可活動的範圍的唯一考量，而是出於當局控制社會組織發展的政治性考量。
        (林吉洋，http://e-info.org.tw/node/16071
        狼真的來了──台灣NGO工作者李明哲失蹤案看中國「境外NGO管理法」效應
        )
        
        對中國法律制度有深入瞭解的紐約大學法學教授長孔傑榮(Jerome Cohen)不久前曾就李明哲案對台海兩岸關係的政治及法律影響提出警訊，認為李明哲「被失蹤」、隨後又被以「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指控被調查的過程，已經對兩岸關係最重要的一個支柱--《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的可信度造成威脅。(VOA 2017-06-07)
        
        孔傑榮認為，中國在李明哲一案的處理上並沒有提到今年1月開始實施的外國NGO管理辦法，應該是已決定至少在目前這個敏感階段，不要進一步激起更多外國人對於可能遭到相同命運的焦慮，(VOA 2017-06-07)
        
        中國大陸從各種運動來說，都是政府借力使力來打擊負面力量，政府弱勢部門需要公民運動的協力
      - 過去交流的歷史及經驗總結
        
        大的方面，諸如怎麼認識、評價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和後來的市場化改革；怎麼面對台灣民主轉型過程中的獨特性與普遍性意義；台灣和（各種各樣的）「西方」的變革道路如何、怎樣適用中國等等。比較小的方面，諸如要採取怎樣的政治位置、語言與方式（如是「中國vs.台灣」嗎？）能夠更好的進行對話；誰是中國的「公民社會」；誰又是台灣的「公民社會」；哪些議題是現階段的重心等等。如果我們真心的希望在中國政治社會變革的道路上，多少扮演一個進步的推動者、參與者、協助者的角色，這些問題都是需要面對的。(楊偉中，http://www.kpwan.com/news/viewNewsPost.do?id=695
        兩岸公民社會對話，怎樣才「對」，又要「話」什麼？)
        
        如果不包容大多數台灣已經進行類似工作的團體與個人（他們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做法），不在既有的基礎上進行一下比較全面的沉澱反思，就殺到兩岸和國內的政治舞台上去高聲吶喊，我覺得還是難免有點「台灣民主的傲慢」、「台灣公民社會的自大」(楊偉中，http://www.kpwan.com/news/viewNewsPost.do?id=695
        兩岸公民社會對話，怎樣才「對」，又要「話」什麼？)
        
        台灣勞工團體在這過程中更提出關於兩岸關係的主張。2000年國際秋鬥行動團所進行的抗議與交流活動；2004年東莞台商興昂的工潮中，多名工人被判刑，勞工團體的聲援與針對兩岸政權的訴求；港台團體對廣東惠州超霸鎘中毒女工長期維權抗爭的協助等等都是我記憶所及、冰山一角的案例。
        在勞工之外，環境、司法、人權、農民、媒體、性別、社區、教育等NGO所進行的類似交流與合作，十幾年來更是不勝枚舉。絮絮叨叨說這些，不是為了標榜誰是開山始祖，追問誰功勞最大，我想說的是，當我們高談「兩岸公民社會應該開始如何如何」時，其實首先該做的是，整理過往的經驗，初步總結一下教訓，釐清一下問題意識與奮鬥目標。(楊偉中，http://www.kpwan.com/news/viewNewsPost.do?id=695
        兩岸公民社會對話，怎樣才「對」，又要「話」什麼？)
    - - 對大陸來說
        
        2015 年第 5 期台湾研究集刊 No．5
        ( 总第 141 期)
        试析两岸公民共同体的建构
        沈惠平1，2
        两岸公民共同体的意涵：公民共同体是以“公民”这一现代社会主体为本位的共同体，它由内而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级层面: 集体意识—信任—公民参与。首先，集体意识是公民共同体的神圣化的基础内核(沈惠平，40)。
      - 對台灣來說
        
        降低兩岸的緊張，可以持續深化發展台灣的民主
  - - - 與談人中國民運人士王丹表示民進黨要認識中國社會，要能夠區別中國人和中共的不同，中國的國家層次和社會層次的不同。如果要跟中國的公民社會交流，到底要跟誰來交流？他也整理出出七點：
        一、中國的非政府組織NGO
        二、中國媒體
        三、公共知識分子
        四、中國政府目前體制內的非主流官員
        五、企業界人士
        六、維權律師群體
        七、青年學生
        (這部分我倒不是很同意)
      - 避免讓中國大陸為難：先降低碰觸人權價值等議題
        
        把「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並舉，對於我們想對話的「中國公民社會」（甚至是台灣公民社會）來說，會不會有類似的效應呢，這個問題該不該考慮一下呢？其實，「中共」非「中國」，更不能等同於「中國人民」，應該是多數人可以接受的想法，若是如此，又何必把三者混同一氣，從而失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機會呢(楊偉中，http://www.kpwan.com/news/viewNewsPost.do?id=695
        兩岸公民社會對話，怎樣才「對」，又要「話」什麼？)
    - - 面對共同的問題：至於方法，有鉴于此，两岸应当共同探索构建可为
        双方接受的社会规范，如强调法治治理与尊重公民权利，并着手制定和建立相对一致的行为准则与规
        则，“在现代化的场域中涤荡掉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落后的东西，渐渐树立起与现代公民意识相符合
        的规范，从而有利于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沈惠平，41)
      - 面對共同的問題：才有可能实现普遍的公平正义，健全的制度是建构公民共同体所必不可少的保障。就两岸关系而言，
        其未来的最终走向不仅仅与两岸之间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和结构性难题密切相关，还取决于两岸社会
        内部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运行状况。完善的制度环境可以消除两岸历史与社会背景的约束，培养具备
        公共精神的积极公民，维持平等的政治关系以及信任和合作的社会网络，保障和激励两岸民众的公共
        参与，以寻找解决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的办法———更清新的空气、更有保障的工作以及更安全的城
        市，进而实现两岸整体社会的普遍公平正义，最终保证两岸公民共同体的长治久安。(沈惠平，42)
- - - - 大陸缺乏這一塊，不健康
        
        中共雖仍是一個專制政權，卻具有一定程度對民間社會之需求與挑戰作出回
        應的彈性治理能力。12 經過三十年市場經濟發展，中國已經不是「共產主義國家」，
        而更接近官僚國家資本主義（許多人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使中國更
        富裕，但是社會不平等也更嚴重。國家機器控制社會的模式更科技化與細密化，
        但是社會抗爭的多元空間也逐漸浮現。(吳介民，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8)
        
        北京對台灣的威脅（軍事的、政治的）是真實的存在，但說它是「紅色恐怖」
        並不精準。確實，對中共政權生存或其統治正當性有威脅的主張與活動，例如由
        自由派異議人士發動的「零八憲章」，馬上遭到無情鎮壓。但是，對不具立即政治
        威脅性的集體行動，北京當局則經常默許、或放任人民「依法抗爭」，通過人民的
        力量來牽制地方政府，增強其威權治理的「效率」。(吳介民，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9)
      - 台灣缺乏這一塊支持，不健康
        
        台灣各政黨光譜
        
        是社會集體心
        態的調整。背對中國，無視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微妙變化，對台灣沒有好處。「背對
        中國」的社會心態，在台灣呈現兩種極端：一種是毫無批判性地擁抱中國，將
        中國經濟當作無窮的機會與利益，不在乎中共威權政治的壓迫性（第一種中國想
        像，可簡稱為「中國機會論」）。其對立面則是無差別地批判中國，將中國簡化為
        充斥威脅與風險的社會，無視其廣大民眾追求良好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意向（第二
        種中國想像，「中國威脅論」）。兩種態度都偏向特定的價值觀點，無從掌握中國的
        現實。(吳介民，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8)
  - - - 多年來，處理兩岸事務的切入點是經濟，但兩岸關係絕對不僅是經濟，而且，光有經濟政策是不夠的。兩岸經濟合作起來以後的下一步，應該是積極推動兩岸社會從交往交流，走向包容合作，實現融合共生，同時避免兩岸社會的摩擦和對立。為此，大陸的對台政策，除了要繼續完善對台經濟政策和堅持一國兩制政治論述之外，還急需調研、制定對台社會政策。
        新時期的大陸對台社會政策，應該考慮如何對接兩岸社會公共政策，包括教育、就業、社保、養老、醫療等政策，如何更好地包容台灣民眾的社會發展需求，如何更好地促進兩岸民眾交流合作的便利化，如何更好地推動兩岸民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融合共生。
        唯其如此，在兩岸政治關係維度上的諸多老大難問題，例如兩岸和平協議、兩岸政權定位以及政治協商或政治談判等高難度的制度安排，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社會動能，才有可能順勢而為，向前邁進(北京清華大學台研究院副教授鄭振清)。
      - 國民兩黨陣營政商關係的演變引發自主社會運動的變化，在整個1990年代的台灣政治民主化進程中，民進黨是以本土工農社會階層和自由知識分子的政治代言人自居的，針對國民黨與大企業財團金權合流的政商關係弊端，提出了一系列照顧中下階層利益的財經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利用台灣社運的力量而得到發展。
        1990年代後期以後，民進黨政客刻意宣揚本土對抗外來、台灣認同對抗中國認同的認同政治動員方式，遠離了左翼思想和社會階級動員。陳水扁執政8年間與大企業聯手，建立政商尋租聯盟，不僅收編了台灣主要工商團體，還大力推行圖利於大企業和財團的公營事業民營化。這些做法不僅使民進黨與中小企業關係疏遠，也失去了很多基層社會運動團體的支持。
        2008年民進黨敗選之後，黨內不少青壯派人士提出多種改革民進黨的思路，為蔡英文領導下民進黨的路線調整做了鋪墊。因此，2008年以後蔡英文啟動了檢討民進黨政治定位和路線的改革措施，重建民進黨與社會運動界的聯繫。2014年太陽花學運背後的社會力量的集結，為民進黨擴大社會基礎提供了動力。
        (北京清華大學台研究院副教授鄭振清)
      - 然而，中國因素對台灣社會內部的作用，並不必然是負面的，也不必然導致
        社會內部的持續分化。關鍵在於價值立場：面對中國，究竟是採取經濟利益導向
        的立場？還是採取民主價值導向的立場？轉化的可能性之一，在於台灣的公民社
        會，如何精準理解中國歷經三十年的市場轉型發展之後，在經濟、政治、社會文
        化各領域的變化。如何通過正常化的兩岸交流，不讓「中國因素」對台灣民主進
        程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更進一步，讓兩岸社會健康而正常化交流，促進雙方對彼
        此政治歷史感的理解。這樣的互動模式，就比較可能將兩岸交流轉化為民主化、
        族群和解、藍綠和解的資源。 (吳介民，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8)